徐柏龄：国航首任总裁的飞行之旅

徐柏龄

1957年8月2日苏联政府赠送给周恩来总理一架伊尔14专机，在北京西郊机场举行交接仪式，周恩来总理和苏联代办亲自出席仪式。张瑞霭、徐柏龄、宋尚文、季俊千、鲁兴、季玉太等专机组参加仪式。从此，新中国民航有了第一架固定式专机。参加仪式的还有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后排左4）、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右1）。

1965年5月28日至6月10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带领下，中国民航伊尔18专机组首航非洲坦桑尼亚。历时十三天，飞经12个国家，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历史性任务。回到西北十四号基地后，周总理和专机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从此，中国民航打开了新局面，飞向全世界。

1956年11月徐柏龄同志驾驶伊尔14飞机执行航班任务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机场上。

1979年1月28日（春节），邓小平总理和夫人卓琳首次访问美国，在波音707飞机上同专机组人员合影。前排右起：邓小平、卓琳、徐柏龄。后排右起刘益良、龚道明、李文、郭成才。

1988年7月1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正式成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接见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民航华北管理局、首都国际机场主要负责人和外国朋友。

1959年10月26日徐伯龄同志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并当选主席团成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这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徐柏龄同志握手。民航总局政治部主任苏林向刘少奇主席介绍徐柏龄（左1）情况。

199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朝鲜，在专机上为专机组题词。（左1为徐柏龄）。

1988年7月1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成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徐柏龄（右1）向李鹏总理、邹家华副总理汇报成立情况。

1955年夏天驾驶立二飞机执行航班任务在苏联伊尔库茨克机场客机坪。

徐柏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首任总裁。1932年9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市。1949年参加浙江游击队，1952年7月进入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学习，1954年12月，被选派到民航北京管理处飞行队作飞行员。

1969年6月，担任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总队长，后担任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民航总局副局长，1988年3月，担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总裁，1992年离休。1993年至2004年，担任民航总局顾问。

1957--1992年35年间，先后承担周恩来、邓小平、李鹏、江泽民等多位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任务。

从陆军到空军，与飞行结缘

国际航空报：您在一个什么机缘下开始学习飞行？

徐柏龄：解放前我参加了浙南游击队，解放后，游击队整编成陆军35军103师308团，驻守海防前线，准备要解放台湾。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遭受美国空军狂轰乱炸，志愿军参加作战，在朝鲜战场上损失惨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央军委决定从陆军里选一批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学习飞行。我是从1950年底，从陆军被选到空中学习飞行，在哈尔滨学习轰炸机，1954年毕业。这时候民航要发展了，但缺少飞行员，国家决定从空军中选择一部分人支援民航，我就这样到了民航。先是跟苏联教员学习立二飞机，后来飞伊尔14、伊尔18、伊尔62，再到后来的波音707、波音747。

中国民航的发展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建国初期，中国民航非常落后，国民党给新中国留下的是一个破烂摊子，只有几架性能很差的飞机，机场设备非常落后。后来“两航”起义人员从香港飞过来11架飞机，那时候我们跟前苏联的关系比较友好，成立了一个中苏民航股份有限公司，从苏联引进了只能坐16个人的立二飞机，又引进能坐24个人的伊尔14。

第一次飞总理专机，他轻松打消我的紧张

国际航空报：您第一次飞专机在哪一年？第一次飞行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柏龄：我是1957年8月2日，在张瑞霭队长的带领下飞了周恩来总理的专机。那次是北京飞青岛，机型是伊尔14。飞之前，我们先在西郊机场参加了苏联政府赠送给周总理一架伊尔14飞机的交接仪式。总理上了飞机以后，他没有到后面客舱休息，直接到了驾驶舱，跟飞行员一一握手问候。我第一次为周总理驾驶专机，心情比较紧张也感到陌生。周总理握着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徐柏龄”；“哪里人”？我说“浙江”；“多大了”？我说“25岁”，总理说：“年轻有为呀！”这样一问一答，对我来说就是一生最美好的回忆。这之后，我飞周总理专机长达17年之久。

我们对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敬仰，他们是中国的伟人，为伟人驾驶专机，应该说相当兴奋。那一夜我没怎么睡好觉，当然上飞机后操作还是很认真的。

国际航空报：您曾经说1965年驾专机送周总理访问非洲的这次飞行让您刻骨铭心，为什么？

徐柏龄：中国民航过去没有先进的飞机，飞不出去，只好租用外国的飞机，比如荷兰的、巴基斯坦、印度的等，飞行安全问题非常令人担心。记得第一次万隆会议，我们租用了印度一架克什米尔飞机，经由香港到印尼的万隆参加会议。我们得到情报，国民党要进行破坏，我国政府迅速通知英国政府和印度使馆，请他们采取保安措施，但国民党特务买通了香港地面的清洁工，把定时炸弹带上了飞机。周总理临行前，缅甸总理临时提出在仰光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要求周总理参加，于是，总理临时决定改道去仰光，才幸免于难，这架飞机在香港起飞后，最后在南中国海上空爆炸。

后来，总理参加罗马尼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葬礼，乘坐的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到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他们国家首脑到机场迎接，一些人员窃窃私语，觉得很奇怪，这样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没有自己的专机，使馆的同志听到后转达给总理，总理也认为再出去，还是要坐自己国家的专机。　

第二次，在阿尔及尔召开亚非会议，总理提出要坐中国民航自己的飞机出国，这次，我们第一次驾驶伊尔18专机远航非洲——坦桑尼亚。

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很高兴，民航总局的领导认真研究，挑选了最好的飞机，最优秀的专机组，我有机会参加这次专机飞行，很荣幸。当时，首航非洲困难不少，帕米尔高原标高很高，但伊尔18飞得不高，也飞不远，要在午后——气流很活跃的时候飞越这些山很困难。我们研究决定，争取在天刚亮的时候气流比较平稳的时候飞越高山。伊尔18的发动机适合寒带飞行，在热带启动很困难，但非洲有很多高温沙漠，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机务人员对飞机进行了研究改装，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保证飞行安全，民航总局组织机组先试航，我们208机组于5月28日试航非洲，比较顺利。但时间比较紧张，回到北京迎接总理来不及，于是，我们在卡拉奇等候，周总理先坐空军飞机到巴基斯坦拉瓦尔品访问，后乘巴航专机到卡拉奇。

我们第一站访问伊拉克，在巴格达降落。但在伊拉克巴格达机场降落时正好赶上黄昏，机场停电，跑道灯熄灭。伊拉克没有给我们提供第二个备降场，若是到叙利亚备降，油料太紧张，天气情况也不了解。经过研究，我们还是决定在巴格达降落。飞行组试航的时候，我们对机场地标很熟悉了，利用伊拉克机场微弱的黄昏时的光线，终于安全降落。当时不清楚为什么停电，是政治原因，还是供电故障，所以我们很紧张总理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总理出去的时候，美国，西欧，国民党都派特务跟踪，甚至还要雇一些国际杀手。后来历史证明，机场只是故障问题。

第二站，在埃及过夜。第二天，飞坦桑尼亚，降落苏丹首都喀土穆机场，那是个高温机场，于是我们决定天亮的时候降落，温度比较低。但我们到达喀土穆机场的时候，遇到风切变，颠簸强烈，伊尔18被颠得发出散架的声音。有些同志很担心，总理就给他们做工作，说你们不要担心，把安全带系好，相信我们的飞行员是能够安全降落的，总理这么一说，大家心就放宽了。最后，在机组同志的精心操作下，安全降落了。

坦桑尼亚访问结束后，我们准备回国，突然接到坏消息，苏丹政变，天空禁航，我们回国的航路被切断，回不来了，大家很着急。总理在第一次万隆会议的时候，跟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有一面之交，他通过外交部沟通，希望从埃塞俄比亚借道回国。但作为飞行员，我们没有资料，又没有去过亚的斯亚贝巴高原机场，在当地民航局的协助下，我们探索着飞到埃塞俄比亚首都，在首都又遇到了强雷雨，电闪雷鸣，我们相当紧张。埃塞俄比亚只提供给我们一个机场，我们必须在雷雨到达之前降落，于是，飞机开始跟雷雨争跑道，到跑道中线后，雷雨来临，暴风雨打到机身上啪啪作响，真是危险啊！如果再晚两分钟，问题就严重了。

到达埃塞俄比亚以后，总理到候机室休息，他利用自己卓越的外交才能跟埃塞俄比亚外交官沟通，促成了埃塞俄比亚同中国的提前建交。

最后一站，就是飞回祖国了。当我们快到国境线的时候，连日辛劳的总理睡醒了。他打开窗户一看，太阳冉冉升起，尽管一路遇到了很多问题，但访问很成功，总理很高兴。他在客舱里欣然起立，指挥大家唱了一首《东方红》，意犹未尽，又指挥唱了一首《红梅赞》，歌声在西北边陲雪山上空回荡。这次首航非洲，为中国民航飞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为基辛格博士专机领港，乔装打扮为保密

国际航空报：1971年基辛格博士访华，您是领港员，这是一次绝密的飞行，刚刚知道要执行这项艰巨任务时是什么心情？

徐柏龄：总理通知我们参加一个秘密的小型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大家坐定以后总理直切主题，他说：“这次请你们来开会，就是要给你们布置一个非常重要的绝密任务。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派他的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我们已经20多年没有交往，这次来访是一个大的外交行动。所以外交部要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民航总局要派飞行员领港。”当时参加会议的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和北京管理局局长张瑞霭当场拍板决定由我担任领港小组的组长，带领飞行总队的领航主任刘志义、报务主任王今亮为基辛格领航。

周总理跟我说：“徐柏龄同志，这次任务很重要，你要把航线记熟，要绝对保障飞行安全。”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耳目很多，怎么能够保证绝对的保密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保密，在巴基斯坦总统的建议下，周总理决定派一架专机把我们三个人送到巴基斯坦。当时，我们都是穿黄军装去的，但穿这种衣服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就临时从箱底把很多年前的西装领带找出来装到行李箱子里，飞机从北京起飞以后我们换上了西装，大家都觉得挺好笑，好多年没有穿西装了，感觉很新鲜。到了巴基斯坦，我们的飞机落地以后就滑到了空军的停机坪恰克拉拉基地，大使馆张彤大使开着插有国旗的专车来接我们，然后跟巴基斯坦的飞行员一起研究怎么飞行。这时候基辛格也从印度到了巴基斯坦。他和巴基斯坦的总统商量，怎样把随行记者甩掉。我们谎称基辛格有肠胃病要到巴基斯坦山区一个别墅去休息，一路上警车开道，两边摩托车护送着基辛格的专车招摇过市，其实，专车里坐的是美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

这次领航，我第一次飞波音707飞机。过帕米尔高原的时候，很快就爬到了10000多米。很感慨，想我们哪天也能够有这样先进的飞机，总理出去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我们从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夜里起飞，我们这两个小组先于基辛格登上飞机。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国务秘书的陪同下登机了。他不愧是外交家，一上来就跟大家讲，“我这一次到中国来连警卫都没有告诉。早上起来以后警卫看不见主人，以为我被人绑架了。不要紧，巴基斯坦的人会告诉他我到总统府去了。今天巴基斯坦的所有报纸头条就会刊登我有肠胃病去休息了。”他这么一说大家就哈哈大笑，机舱内气氛马上就轻松了。
基辛格秘密来到北京以后，叶剑英元帅在机场迎接他。他在北京呆了3天。我们这三个人陪同巴基斯坦的飞行员在招待所呆了3天。规定不许外出，不许打电话，不许会客。只有在深夜，10点钟以后经过特殊批准才允许巴航机组到国际友谊商店买东西。这次的保密工作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做得最好的，一直到两国发表公报的时候大家才知道这个大事件，震惊全世界。

执飞邓小平专机出访美国，有惊无险

国际航空报：1979年邓小平出访美国的专机也是您执飞的。那时候正好是春节，天气不太好，似乎也充满了曲折？

徐柏龄：邓小平首次访美那天正好是春节。小平同志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准备要启动发动机，北京塔台告诉我上海有大雾，现在不能起飞。我就走到小平同志的客舱，告诉他现在上海的情况，恐怕要等一下。小平皱着眉头看外面有很多老领导来送他，就自言自语说“天气这么冷，这么多老同志怎么受得了？”我就跟小平同志建议，把发动机发动起来，在跑道上转一圈，送行的领导以为我们起飞了，到时候我们再滑回来，小平同志说好。等飞机滑回来，我们第二次请他下飞机的时候，小平同志就有点急了，看了看手表，他说美国的计划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走不了怎么行？我说“我们马上研究，采取措施尽快起飞。”小平和夫人卓琳同志下飞机后，我就赶快跟民航总局和空军的领导一起研究，决定把飞机的油加满，如果上海的天气变好就降落上海，如果上海的天气不好就飞东京，从东京到美国。

第二次起飞，飞过泰山后，上海方面说能见度转好，在1100米左右，我们决定降落上海。但飞机要降落时大雾又回来了，能见度从1100米降到了800米，继续恶化。这个时候我们作了穿云降落，当穿越到近台50米的时候航向指标来回摆动，不能确定飞机是不是偏离中线了，出了云一看飞机骑着右边的跑道灯上，这时候我就果断下口令加油复飞。小平同志贴着窗户看外面，说怎么又起飞了？到了600米高度的时候我们商量，决定再做一次穿越，由我来直接操作，在机组和地面雷达的配合下，穿云很成功。一出云以后就径直对准跑道，安全降落，客舱里大家纷纷鼓掌。后来，虹桥机场老同志告诉我们说：第一次穿云失败是因为飞来一只鸟停在航向台上，干扰盲降系统指示。

从上海到东京正好有一个急流带，西风的急流带经过喜马拉雅山一条经长江、一条经黄河上空，在东京航线上汇合。一般来讲急流大的时候顺风就很大，这一天也是天公不作美，高空风不大，不仅是不顺风，有些地方还是侧风。后来专机在安克雷奇降落又遇到大雪，到了美国华盛顿又遇到大风。这一路真不顺利。

飞机从上海起飞以后要开饭，那个时候不像今天速冻饺子什么都挺多的，乘务员事先准备了饺子，用烧水杯给小平同志煮了送过去。小平同志很高兴地说：，“在飞机上还能吃饺子，今天我们就在飞机上过年了。”乘务长说“今天飞行很不顺，几上几下”，说到这她讲不下去了，因为邓小平的革命人生路也是几次上下。邓小平的夫人听了以后就笑了，把话接过去，说小平同志就是冒险家。

到美国以后延误了1个多小时，美国的副总统和夫人，国务卿和夫人亲自到机场迎接。这在美国历史上，如此隆重地接待一位外国总理也是第一次。当时在国际上有一股反华的势力，我们在华盛顿、休斯敦，以及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都听说敌人要暗杀小平。特别是在休斯敦，当时小平同志要外出参观，刚出电梯门，一个美国人掏出一包东西向小平同志方向抛过去，中美的安全人员吓坏了，如果是一颗炸弹就完了，结果是一包传单。但小平同志久经战场，非常镇定。

最后，有惊无险，克服重重困难，小平同志顺利地完成了出访美国的任务。

执飞李鹏总理访问古巴专机——与50年未遇飓风赛跑

国际航空报：后来您又多次执飞了李鹏总理的专机，有一次飞古巴，正好遇上飓风，您和机组也经历了很多波折？

徐柏龄：我们送李鹏总理访问古巴的时候，正好赶上那里50年未遇的“米切尔”飓风。我们的计划是先访问非洲的阿尔及尔，再访南美洲。头一天，民航总局给我发来电报，说“米切尔”飓风要登陆古巴，要我们提前采取措施，保证安全。从阿尔及尔起飞以后，我们就非常关注古巴的天气变化。当时正好在大西洋上空飞行，顺风很大，估计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古巴。这样我就想，如果我们能够在飓风到达古巴之前降落就很好了，但是这要打乱了代表团接待的计划。我就找人大副秘书长吕聪敏和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一起商量，他们都赞成我的建议，然后就把方案报告上去了，李鹏总理同意了我的意见。

当时联系这个事要通过外交部和驻古巴的大使。北京是深夜，我希望杨文昌能用卫星电话联系，把我们的原委告诉他，由他跟中国驻古巴的大使联系。他们打通了电话，40分钟以后，古巴议会同意了。我们的飞机提前了1小时15分钟到达了古巴机场。机场上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一架飞机，别的飞机都调到外地避风去了。他们的机场总经理找我们商量，“你们的飞机要不要到外地去避风？”我当时决定设立两套机组，有一套机组由张文顺机长带领飞行组马上起飞到古巴的南方城市圣地亚哥，到那里避风，我和陈景林机组，加上刘玉梅乘务组留在地拉那。

晚上，“米切尔”飓风登陆古巴。我们住在海边旅馆楼上，看见电闪雷鸣，暴雨打在窗户上啪啪作响。海边大浪撞击堤岸的时候都是几十米高。地面上没有一个行人。李鹏委员长的一切外事活动都改在旅馆内进行，卡斯特罗主席和李鹏委员长会谈的时候，他对李鹏委员长说“您两次访问古巴，第一次您没有出机场，这一次又是没有出旅馆门。飓风过后，我邀请您到巴拉特罗访问。”因为巴拉特罗市也是重灾区，李鹏委员长婉言谢绝了。

古巴议会主席举行宴会的时候，李鹏委员长代表中国政府给古巴赠送了25万美金现金和3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古巴议会主席委员长非常感动，这是外国政府赠送古巴的第一笔物资，表达了中国人民与古巴人民的深厚友谊。

担任国航首任总裁，组建机队圆波音梦

国际航空报：1988年，您作为国航的第一任总裁，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组建国航的机队，您似乎对波音系列情有独钟？

徐柏龄：1987年，我在北京管理局当局长，民航总局的局长让我和总局财务司乔国钰司长带领民航的考察小组到美国考察，考察两个题目。

1、怎样租赁。怎么样借钱，怎么还钱。

2、选型。中国究竟要买什么样的飞机。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买波音飞机。美国当时有三家飞机大公司，洛克希勒、麦道、波音。我们先到洛克希勒，然后到麦道，最后到波音。这三家公司都知道我们要带去一个很大的订单，因此，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款待。从麦道公司去波音公司的时候，他们派了专机从洛杉矶把我们送到了西雅图的波音公司总部。我们跟波音公司说如果价格不好，就不买波音的飞机，通过谈判讨价还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再一个是租赁飞机。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要买这么多的波音飞机没有钱不行。所以我想在国际上借钱，但是，怎么借钱，怎么还钱，怎么创收，这是一门学问。通过这样的学习、交流，后来我们借到大批外汇，国航的波音飞机基本上都是采用租赁的方式。

过去，我们几十年来使用的都是苏式飞机，甚至有的是英国的，这些飞机都比较落后。当时我的想法是要把国航机队改造成波音系列的。我采取的构架是金字塔的结构，基础是737飞机，100多个座位，中间是767，顶尖是747。747飞机大，坐400多人，价格也高。通过这样的结构，淘汰原来的旧飞机。所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波音系列的。这对国航的发展应当说是很好的。

改善机上餐食，国航飞机增加外国客

国际航空报：您是中国第一个合资公司—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成立的参与和促成者，据说当时也有很多人不赞成您的意见？

徐柏龄：当时，对航空食品公司是否合资，也有两个意见，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的美食在世界上都很有名，干嘛还要和人家合资？合资不就把钱送给了外国资本家了吗？可是中国的菜只能现炒现吃，才能体现色香味，如果你回锅了，放几个小时再重新炒，颜色和味道都变了。况且，外国人吃中国菜短时间还行，时间长了也不习惯。但是，每次我飞邓小平专机的时候，小平吃我们自己做的面包总掉渣。他在法国留过学，跟我说，你能不能派人到我家里学一学？我的厨师面包做得很好。我很不好意思，这个事也强烈触动了我。所以我们决定和香港合资。民航总局沈图局长和林征副局长都非常支持，他们给我们搭桥牵线，最后我们跟香港的伍沾德先生合作了。伍先生很爱国，他不是单纯的追求利润，主要想来帮助中国民航改善机上的配餐。这样，我们的合作就有基础，合作得很愉快，大家都在研究怎么提高我们的机上食品。

合资以后，我们从澳大利亚进面粉，从香港进设备，他们派厨师。第一炉面包出来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品尝，他很满意。而且当时北京的一些大饭店——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建国饭店，都买我们的面包。另外，合资以后我们大大改善了机上的餐食，特别是头等舱。这样一来，国外的回头客就增加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也给我们提高了国际信誉。

航空食品公司的合资是一个小合资，投资总额为588万元，当时，我们拿不出更多的钱，只好把旧的厂房折合成300万人民币，香港方面投入200多万外汇。

国际航空报：AMECO的合资也是您在任的时候促成的？

徐柏龄：AMECO的合资比较大，当时注册10个亿，跟德国汉莎公司合作。汉莎在当时的欧洲航空公司中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这样就把飞机维修的问题解决了。当时反对的意见也很强烈，认为不应当跟人家合资，不能把企业送给外国人了。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要把人家的经营理念、先进的管理方式和资金引进来，提高我们管理人员的素质，保证安全，提高效益是很好的。和汉莎谈判的时候正好是赶上89年的政治风波，西方国家要制裁我们，北京到德国的航班都停航了，德国的议会和政府不允许汉莎和我们合作。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汉莎公司的总裁鲁垴是有远见的，他绕道莫斯科坐苏联的飞机来到首都机场和我商谈，双方签订了合资协议。

小平同志欣然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题字

国际航空报：国航的对外形象，包括航徽、服装一直都倍受外界的好评和关注，据说这几项当时也是您主持完成的？

徐柏龄：国航成立需要一个代表对外形象的航徽，我就发动内部职工参与设计，还在报纸上刊登征集广告，并拿出1万块钱作为报酬。当时这个数字是可观的，很有吸引力。全国各地征集了很多方案，有龙、飞天、长城、熊猫、凤凰，我就组成了一个包括著名画家华君武、张丁、韩美林在内的由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小组来评定。研究以后大家认为，龙太凶了，也不好画，凤凰比较好，和谐一点，就选了凤凰。

那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这几个字谁来写？原来“中国民航”四个字是周恩来总理写的，我想“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八个字只能请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写。他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把我的意图讲了，他的秘书让我把材料送过去，我就开车送过去了，头天送去，第二天小平同志就给我们写了。中央办公厅的秘书都感觉很惊讶，说：“你们的面子真大。外省市送来让小平同志的题词半年多了他都没有写，你们的题字头天送来，第二天他就写好了。”这就体现了小平同志对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厚爱。

再一个就是飞行员和乘务员的服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穿军装，怎么能够改变形象？正好我执行李先念主席专机访问巴黎，我和杨丽华、刘玉梅、马桂林同志就去了皮尔·卡丹公司，请他们来设计，选了一家天津合资的服装厂来做这些制服。穿上以后大家感觉还不错，后来商店里也有很多模仿乘务员的服装。

国际航空报：国航一直以来都以安全系数高而闻名海内外，您创业之初，安全管理有什么好方法？

徐柏龄：我搞了一辈子飞行，安全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总理曾提出三句话：“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安全是航空公司永恒的主题，我们一直坚决贯彻执行。我深刻体会到，安全是航空公司的金色招牌，反映企业的精神，也包含着企业效益。我对飞行员的要求是严格的，但是严人要先严己，飞行干部要起到表率作用。幸运的是，我自己飞了40多年没有发生事故，在我任期管理工作中，国航也没有发生事故。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到广州去，吴仪副总理跟我讲：“老徐，出去开会的时候，我都告诉秘书要坐国航的飞机。有时，甚至国航飞机买不到票，我等一天也要坐国航的飞机。”我飞专机，杨尚昆主席对我说，“我出去这几十公斤就给交你这个徐总裁了。”简单几句话，体现了领导人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当国航总裁抓飞行安全和经济效益时，体会到企业领导人必须要深入生产一线，深入现场，要多跟企业职工和飞行员交心、谈心，掌握第一手的材料，了解他们的想法，对他们的要求认真研究，使他们感到领导在关心他、尊重他。

再就是对飞行员的教育，要注意既要讲报酬更要讲奉献。现在有一些飞行员跟外国飞行员攀比，出现一些侵害旅客权益的事件，这说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还很薄弱。大道理要理直气壮地讲，国家培养出来的飞行员，不为国家服务，不为人民服务，这是不对的。

我觉得要好好地研究对飞行员和乘务员的管理，绝大多数飞行员和乘务员也不都是为了钱，要让他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要让人家心情舒畅，感受到自己的奉献有意义、有价值。

老伴用鲜花迎接我的最后一次飞行归来

国际航空报：您飞了这么多年专机，中国民航史上一些重大的任务和政治事件您都参与了，回首您走过的路，怎么评价自己的人生？

徐柏龄：我自己本身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主要是为我们国家的外交工作和民航事业做了一点自己应做的工作。我们飞行员就是要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提供安全舒适的空中服务，让他们感受到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很安全，在访问的时候能够让他们减少一些疲劳。作为飞行员来讲，这是最重要的。

另外，与许多国家领袖在一起飞行，为他们服务，看到了他们光辉的形象，也看到了这些领导人的高尚品格，比如周恩来总理，我给他飞了17年，他高尚的品格、崇高的信念、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怎样真正做一个高尚的人。他的工作作风很细致，很认真。对人民群众又是那样地爱护。这本身就给我们飞专机的人员上了宝贵而生动的课。

国际航空报：您目睹了民航5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您有什么感慨？

徐柏龄：我在民航工作50多年，可以说半个多世纪都在民航工作。经历了民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飞向世界的过程。现在，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先进飞机中国民航都有。中国的硬件设施，也堪称一流。人才的发展也突飞猛进。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成为世界上先进的民航强国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国际航空报：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徐柏龄：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看到中国民航能够成为世界上的民航强国。中国民航在硬件上要继续提高，但是从软件本身来讲，我们国家和先进的航空企业比起来，还有一定的差距。民航事业的发展不仅仅只有民航，还有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我们的经济基础，文化修养，知识水平这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要缩短这个差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国际航空报：您最后一次飞行是什么时候？

徐柏龄：我60岁的时候，大概是92年，我从澳大利亚飞航班回来，老伴带着孙子献了一束鲜花，我很荣幸，安全地完成了历史使命，结束了飞行生涯。（文/陈晓颜  除署名外图片由徐柏龄本人提供）